在美国纽约特朗普大厦前，一名男子头戴特朗普面具

文/《环球》杂志记者 宿亮

编辑/胡艳芬

　　谁会赢得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

　　这个问题问不同的人，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无辜受到美国政策波及的全球民众，希望选出一个能给世界带来确定性的美国总统；战乱地区艰难求生的难民，希望新任美国总统至少不要到处“拱火”。

　　而对于美国选民来说，似乎早已放弃了这些希望，他们习惯于用谁高谁矮、谁头像饼干卖得多、比赛胜负与选举结果的统计关系等看上去荒诞的“指数”预判选举结果，而这一切，代表了美国怎样的政治生态呢？

能用一个“指数”预测选举吗

　　越是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人们越渴望获得一个简单明了的分析工具，比如水晶球、咖啡渣，或者是某种带有神秘力量的“指数”。在当下正在进行的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哈里斯和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交替领先，究竟谁能最终获胜？

　　有人用数理统计结果来推演选举结果，并创造了“美股指数”预测法。

　　“美股指数”的逻辑并不复杂：在选举年，股市走势越好越能帮助执政党巩固选情。今年5月，在总统拜登还是民主党候选人时，《华尔街日报》曾指出，美国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当年涨幅为5.6%，并据此得出拜登连任的可能性为58.8%。

　　半年快过去了，美国股市三大指数涨幅均有所突破。截至10月21日，美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比年初上涨18.9%，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0%，道琼斯指数上涨12%。分析人士据此计算，民主党候选人接棒者哈里斯获得选举胜利的可能性已经超过70%，远远超过目前的民调数据。

　　近几十年来，数理统计分析成为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之所以有人笃信总统选举中的“美股指数”，是因为回溯过往30多次美国总统选举，股指与选举结果呈现出统计学意义上的某种关联。

　　除了数学，还有人用其他社会科学理论分析总统选举，并以此提出新的“指数”。

　　例如，有人使用心理学理论提出“布拉德利效应”——1980年代，不少非洲裔美国人走上政坛。选举中出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即白人选民接受民调时宣称将支持非洲裔候选人，但实际投票时却选择白人候选人。即便是2008年奥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后，还有分析师认为，“布拉德利效应”仍然存在，只是被当时非洲裔选民的高投票率所抵消。

　　不过，在当下的选举中，“布拉德利效应”似乎对双方候选人都适用。有分析认为，可能会存在选民表面上支持哈里斯，投票时却选择特朗普的情况。这不仅因为哈里斯有非洲裔血统，也因为部分选民不愿意公开表达对特朗普的支持。

　　还有人通过对历史经验进行分析归纳，从而得出预测总统选举结果的一种“金标准”。美国历史学家艾伦·利奇特曼，就从1984年开始，基于一个名为“13个关键因素”的预测模型进行预测，成为极少数正确预测1984年以来几乎所有美国大选结果的专家之一。这一预测模型包含13条“是非”判断标准：如中期选举执政党众议院席位是否增加、执政党提名是否竞争激烈、执政党候选人是否是现任总统、是否存在重要独立竞选人、经济是否出现短期衰退……只要其中有7条标准的判断为否，执政党将连任失败。

　　“历史研究表明，务实的美国选民会根据执政党表现来选择总统，而表现的衡量标准是任期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利奇特曼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不过，外界对利奇特曼的预测模型看法不一。有人认为总统魅力、外交失败等“是非”标准过于主观；也有媒体怀疑他在2016年总统选举后调整了预测中的一些具体算法，以维持模型对当时特朗普当选的“准确预测”。

“神奇”指数逐渐祛魅

　　世界上最著名的章鱼可能是英国出生、德国长大的“章鱼保罗”。在2008年欧洲足球锦标赛和2010年南非世界杯两届大赛中，它“预测”14次猜对13次、成功率高达92.85%。“章鱼保罗”的故事充分印证了，人们渴望确定性，且乐于预测。面对总统选举，人们甚至也会去谋求某种“玄学”的帮助。

　　有人认为，身高更高的候选人会赢得选举，因为在过去24次美国总统选举中，高个子赢了18次。但这显然只能说明高个子在这种概率中暂时占据了优势，不能描述所有事实，比如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就比竞选对手戈尔、克里矮，拜登也比特朗普矮。因此也不能根据“身高指数”断言比特朗普矮的哈里斯没有机会赢得选举。

在美国旧金山市政厅外，市民经过投票指示牌

　　还有一种“红人指数”，指的是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华盛顿红人队（现更名为华盛顿指挥官队），如果在选前最后一场主场比赛中赢球，就意味着执政党获胜，输球则反之。据说，这种指数预测对了1940年以来绝大部分选举结果，但2012年和2016年选举没能奏效。今年10月27日，华盛顿指挥官队主场迎战芝加哥熊队，或许两位候选人会密切关注。

　　在纽约，有一所名叫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小学。每次美国总统选举期间，这所学校的学生们会花上数月时间了解候选人的主张，并进行辩论和模拟投票。在2016年之前，这所学校的“投票”结果还没出过错，被不少人看成是预测下一届总统的“捷径”。该校校长曾经分析，之所以频频“押中”总统选举结果，是因为这所学校的学生来自不同种族和不同收入群体，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不过，在2016年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这所小学的预测结果是希拉里获得52%的选举人票取胜。也不知道是因为小学学生种族和阶层比例失去了代表性，还是人们对预测失败者迅速祛魅，本杰明·富兰克林小学再也没有在总统选举预测中被人重视。

　　美国零售商“万圣节精神”，每年都会对总统选举候选人面具的销售情况进行追踪，发现面具销量更高的候选人更有可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因此形成了美国总统选举的“面具指数”。

　　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起初并不被看好的候选人特朗普的面具销售量领先希拉里10个百分点，并最终胜选；在2012年选举中，奥巴马的面具销量遥遥领先对手罗姆尼20个百分点。“万圣节精神”曾宣称根据这种销量准确预测了1996年以来的每次总统选举。

　　不过，在2020年的总统选举中，“面具指数”没能在预测中再次奏效。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门派人到中国义乌了解美国总统候选人的面具出货量，结果小商贩根据销售额认定特朗普将连任。这次“预测”失败后，“面具指数”在总统选举中的“指标意义”逐渐黯淡。一些分析师认为，在几次选举中，很多人购买特朗普的面具并不是为了支持他，而是用戴面具的方式嘲讽他，因此难以据此判定总统支持率的真实情况。

　　有趣的是，一些企业也会参与总统选举“预测”。

　　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一家面包店，每年总统选举期间都会出售印有每位候选人头像的饼干。从1984年开始，头像饼干销量最高的候选人几乎都能赢得选举。从第一次准确预测里根当选后，这种“饼干指数”就受到不少美国媒体的追捧。在过去的10次选举中，“饼干指数”只错过一次，正是2020年拜登和特朗普的选举。

　　披萨连锁经销商达美乐也不止一次加入到总统选举“游戏”中。2008年，为了宣传企业新设计的披萨外卖系统，达美乐在订单中加入“披萨与政治”的调查，邀请顾客填写自己的政治倾向，并据此判断相同政治立场的人是否有类似的食物偏好。达美乐号称，通过这个调查，能够“确定”关键摇摆州顾客的投票倾向。

折射“政治无力症”

　　二选一之所以难，一般只有两种情况，要么是两个选择都非常优秀，舍弃哪个都不忍心；要么是两个选择都不如人意，选谁都糟心。

　　如今，美国选民面临的正是第二种情况。翻翻特朗普和哈里斯的竞选纲领就能发现，这两位候选人都没能给选民提供像样的政策选择，没能提出推动美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方案，仅提出一些模棱两可的政策主张。不管是哈里斯的“机会经济”，还是特朗普降低税收的老调重弹，都只不断重复“给选民更多福利”的空洞口号。此外，两人都避免触及如何让公共财政可持续、如何有效进行社会财富再分配等关键问题。

　　在外交上两人更是乏善可陈，不仅没有进行任何对地缘政治问题的解读，反而不断利用外交事务抹黑对手，把外交作为内部问题外部化的工具。

　　就像那些五花八门的“预测指数”一样，从被神化到逐渐被人遗弃，绝大部分“指数”都逃不过同样的生命周期轨迹，而特朗普和哈里斯也不过是在走前辈总统候选人们的老路——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核心政策主张原本就趋于一致，美国总统选举虽然看似竞争激烈，但往往陷入细枝末节处的争论。

　　2016年以来，美国社会的撕裂越来越严重，选举更是变成了各方互相抨击的秀场，难有基于理性的讨论。在美国传统政治中，社会矛盾往往以劳资纠纷、种族问题等形态在局部显现，但如今，随着民粹主义走强，社会主要矛盾逐渐转化为民粹主义煽动的民众与建制派政治精英之间的矛盾，而民主和共和两党均无力调和这种新的社会矛盾。

　　有分析认为，在这种背景下，选民面临“选谁都一样烂”的窘迫境地，这导致美国总统选举越来越无意义、无方向和娱乐化。

　　在这场“政治狂欢”中，一些人追求“观战者”的即时满足和赌徒心态，一些人利用“指数”玩商业套路，更多人迷失在充斥着繁杂甚至虚假信息的“指数丛林”中。

　　待选举结果尘埃落定，“狂欢”结束满地狼藉，美国又将从“指数丛林”走向“丛林法则”的老路——为了确保自己一直坐在餐桌上，以民主和人权等名义发动或者介入战争、滥施制裁、在他国煽动剧变等等。“在国际体系中，如果你不在餐桌上，就可能会在菜单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发言，言犹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