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母亲带着12岁少年出国“留学”，却遭遇两大难题：儿子跟不上学习进度，过不了语言关，没有信心考入当地的政府中学；母亲在孩子入学一年内，也不能出外打工。陪读妈妈在国外呆了9天后，不得不带着儿子黯然回国。

    蒙受巨大损失后，陪读妈妈花费3年光阴，两度状告中介公司。法院两度支持了她的大部分主张，而陪读妈妈悲伤地感叹，儿子由此所荒费的学业又该用什么方式来“赎回”？

    父母花巨款送儿“留学”

    2004年5月，武汉居民林女士，听别人介绍，将小孩送到新加坡读中学，今后就能顺利进入国外高校，这样既节省了孩子的求学时间，也能节省大笔留学费用，于是琢磨着将12岁的儿子小蒙也送出国。她和丈夫黄先生，与武汉一家从事留学中介服务的公司签约：支付8万元“签证顾问费”，委托中介公司协助办理小蒙赴新就读及林女士陪读的签证事宜。中介公司确保小蒙进入政府中学，并尽力为林女士寻找工作。

    2004年6月中旬，小蒙收到新加坡某语言学校寄来的《留学确认书》及《入学批准书》，其入学开课时间为当年的7月30日。到了2004年9月2日，中介公司还没能办妥小蒙的签证手续，陪读的林女士反而很顺利办妥签证手续，但林女士拒绝单独前往。

    2004年11月26日，小蒙进入新加坡某语言学校学习英语。但这时，学习课程已接近尾声，小蒙学起来很吃力。而根据新加坡的有关规定，他想进入政府中学（相当于国内的公立重点中学），就得像国内中考一样，参加当年的政府中学会考，如果考不上，入学是很困难的（并不完全像中介公司承诺的那样，可以找路子加塞进校）。左思右想，小蒙很灰心，于是，在经历9天的短暂“留学”后，他与妈妈一起回国。

    “留学”未成追索“顾问费”

    儿子留学未成，林女士和丈夫开始艰难的维权之路。中介公司坚持认为，他们已依约履行了相关义务，是小蒙自己不能坚持而自行回国，公司不应承担责任。

    协商未果，2005年1月，林女士一家将中介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退还“签证顾问费”，并赔偿经济损失2万元。

    一审法院认定，中介公司共收取了“顾问费”37360元，再加上林女士往返新加坡的机票11089元，由中介公司负主责，并按60%的比例，向林女士一家赔偿29070元。

    林女士一家和中介公司都不服，均提起上诉。武汉市中级法院二审认为：早在2003年10月30日，新加坡就修订了关于“陪读妈妈”工作准证条例，明确限定：凡2003年11月1日之后来新加坡的“陪读妈妈”，“应该以陪护自己的孩子学习为主，至少在孩子正式进入政府中小学学习的第一年内，不能申请工作”。而中介公司依然在合同中承诺“尽力为林女士寻找工作”，由此发生的损失，由中介公司负担。小蒙没按约定学完课程而自行退学，也应自担一部分损失。据此，武汉中院裁定，维持原判。

    林女士一家不服，申请再审。2007年7月16日，武汉中院驳回其再审申请。